中国每6对夫妇就有1对无法生育？
为了帮助更多家庭解决生育难题，国家卫健委等 17 部门发文提出要将例如试管婴儿这样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对此很多人好奇：中国的不孕不育率到底有多高？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来自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70周年报告》，这份由国内外知名院校及科研院所的31位专家学者写的报告指出： “2007~2020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
但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有个非常大的误解：觉得不孕不育就是永远生不出孩子。实际上，这里的“不孕发病率”是依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来统计的：即一对有正常性生活的的配偶，在没有采取避孕的情况下，1年后未能实现妊娠。
有专家就认为这个不孕症的诊断标准周期过短，对从未妊娠过的夫妇，2年、甚至是5年更为合适。这也是为什么各种不孕症患病率的调查数据总是彼此之间“打架”，低的只有1%不到，高的已经冲破了30%。
有学者梳理了国内近30年50项不孕症患病率的研究，发现相差很大。图片来源：《基于1980-2017年中国不孕症患病率研究的生育惯例探讨》
在其他所有变量一致的情况下，仅改变不孕症的时间标准，结果差异会有多大？
2016年的时候，国务院妇儿工委曾联合过有关单位开展了较大范围的妇女健康调查，结果显示，1年不孕不育率为25.4%，2年不孕不育率13.6%，3年以上未孕率者占10.9%。如果就此得出“中国有1/4的人生不出孩子”这样的说法，就不太科学。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也提供了包括1年、2年和5年在内的5种不孕的定义，它们分别是基于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和人口学的标准所定。而临床上之所以将不孕的时间限定在1年，是因为研究显示， 大约85%的夫妇可在１年内获得妊娠，剩下15%的夫妇可能患有不孕症，但也可能仅仅是生育延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研究中也提到：这个标准主要“是为了更及时地为不孕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生育的责任，谁来背负？
临床医生希望大家早点意识到问题，并非是过早操心。虽然影响生育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工作压力、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会带来不孕率的升高，但年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影响因素。
这是因为无论是精子还是卵子的质量，都与年龄有着直接关系。对男性而言，精子质量最高的时期是25-35岁之间，随后活力开始逐渐下降，甚至基因片段出现异常。女性的情况也类似，从35岁左右开始，卵子的数量和质量会迅速下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曾在2010-2011年期间，调查了8个省份的2.5万对夫妇后发现， 无论男女，年龄越高，不孕情况的比例就越高，都是35岁左右有40%的不孕不育情况。
一边是年龄越大生孩子越难，另一边则是不断被推迟的初婚年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显示，到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在1990年为22.87岁。从而也间接推高了中国的不孕发病率。
尽管年龄对男女双方的影响是同步的，但因为生理构造的差异，一些人在观念上觉得生育就是女性的义务，如果出现生育困难，那就是女方的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金丽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 很多时候都是女方先来医院做检查，如果没查出什么问题，男方才会来做检查。
但实际上，有不少时候问题就出在男方身上。
今年8月发表于《生殖医学杂志》的《2019年辅助生殖技术数据报告》就指出，在国内各个生殖中心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配偶中， 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男方有少弱精子症等问题，在不孕不育原因中位列第二。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呼吁，女方或男方都不应单独去做不孕不育项目的检查，而是要双方一起来查。
为生育去看病，心理是第一关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很多人在碰上不孕不育问题时，并不想主动求医。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曾在1988年调研了上海的新婚夫妇，有43%的不孕不育夫妇没有去看过医生。到了2010年，一份调查地域范围更广的研究显示出了类似的结果：2680对遇到不孕问题的夫妇中，仅有1246对去看了医生。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调查后发现，这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很多人希望是自然怀孕，而不是借助外力。
另外，还有一个被很多女性提到的原因是，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不孕不育的问题。这也是临床医生更倾向用1年期作为不孕症的判断标准的原因之一：与其等问题更严重后才去就医，不如抓住机会早点就医。
不过，随着婚育年龄不断延后，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开放， 寻求医生帮助、甚至是跳过其他治疗方式，直接选择试管婴儿的人越来越多。
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的俗称。是指分别从男女方体内取出精子和卵子，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和培育，形成早期胚胎后再移植回女方的子宫里面。在一众辅助生殖技术中，它是受关注度和被使用率最高的一种。
2016年，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的黄荷凤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就说，受孕困难的群体，特别是35岁以上夫妇在选择做试管婴儿的比例已从25%上升到了30%-40%。
尽管考虑试管婴儿的人在增多，但不孕症所带来的羞耻感并没有明显下降。
在一项生育观念的研究中，受访者嘉女士提到，虽然自己做了试管，但她非常担心被亲人知道：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做试管，我感觉很丢人。我跟娘家人都说我是人授，而不是试管，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就说我在调理。
在小红书上，不少人围绕做试管婴儿是否要告诉别人展开过讨论，相当多的人并不建议告诉周围人。
不过，大家不想说的理由也很多样，除了担心别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或不理解外，担心不能成也是很多人选择闭口不谈这件事的一大原因。
尽管和临床妊娠率不到20%的人工授精比，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已高了不少，但目前的技术依然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能如愿抱上孩子。
靠试管婴儿生孩子，并不容易
从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到如今，中国试管婴儿的临床应用也从第一代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发展到了第二代的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和第三代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PGT）。
但和智能手机一代更比一代强不同，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并非越新越好，而是各有侧重：
“一代试管”主要应对的是女性输卵管因素不孕者，“二代试管”的主要适用对象是男性因素不孕者，而被不少民营辅助生殖机构和海外机构热推的“三代试管”，其实主要用于排查染色体异常和明确的家族单基因遗传病，并非适合所有的不孕症患者。
和很多中介称海外的试管婴儿成功率能到80%不同，一项基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2年试管婴儿的统计数据显示， 无论是几代技术，平均每次胚胎移植的成功率都很难超过60%。
之所以相差这么大，有协和医院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那些海外机构选样都是年轻人居多。而山大附属生殖医院的平均患者年龄都在30岁以上，选择PGT方案的平均患者年龄更是达到了34.2岁。
《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70周年报告》就指出了， 中国当下30.0%的试管婴儿临床妊娠率和28.8%的活产率，已与欧美国家报告的数据相当。
但这也意味着，很多夫妇无法做到一个治疗周期就怀上孩子。
虽然试管婴儿的流程说起来很轻松，只要3步：先从男女方体内取出精子和卵子，然后在体外进行培育，最后将形成的早期胚胎移植回女方的子宫里面。但实际操作起来，相当折腾，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辅助生殖有多耗时间和精力？从前期的多次多项检查、等待经期，到用药后取卵、取精，并进行胚胎移植体内，后续还要一直检查到有临床妊娠， 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就大约要历时2个月。
有生殖医院在就诊流程中如此标注道 ：女方来医院次数是10次，男方是4次左右。这对不少职场女性而言，在几个月内向领导请到这么多假就是件很困的事，有人想尽办法协调，有人则直接选择辞职。
但很多人并不建议女性全身心都放在试管。有医生就在小红书上提到，每次听到病人说为了做试管而辞职了，她就觉得很心痛。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牺牲了职业发展的机会，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少了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很多在做试管的患者精神压力都特别大。
这一点在社交媒体上，试管亲历者分享的一个个故事中就能体现出来—— 大家最常提到的痛苦就是“焦虑”二字。
这种精神压力可能是来自一个又接一个的治疗环节。在整个助孕周期中，女性需要接受大量的药物治疗：降调的药物、促进卵泡生长的药物、预防提前排卵的药物、促进卵泡成熟的药物……
也可能是来自年龄上的“催促”，有患者这样写道：
已经31周岁的我，心里总觉得有个倒计时的声音，滴答时钟，一直提醒我“你快高龄了，时间不多，不要浪费啊！”
更让人着急的，是找不到问题出自哪儿。有位在北医三院问诊3年的女性提到自己：“双方该查的都查了，到处寻医问药，试管折腾了快三年，还是没结果。”
对此，金丽医生表示，在所有不孕不育患者中，大约是有10%的患者目前还找不到明确病因。
除了精神上的压力，很多试管女性还在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这其中，最高频的词就是打针。
在一个试管周期中，女性需要打降调针、促排针、打夜针和黄体支持针剂。具体需要打多少针、身体会产生什么反应？这个因人而异。在小红书的相关话题上，有人提到自己为了怀上龙凤胎，挨了两百多针；也有人分享自己因为打黄体酮针，臀部出现了硬结、红肿等各种令人痛苦的反应。
只是不管经历了多少辛酸，很多人还是不忘在分享试管经历的最后加一句：“祝姐妹们好孕”。
